编者按：据澎湃新闻8月4日消息，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去世，享年95岁。

许倬云先生早年以研究上古史闻名，晚年则着眼于大历史，年逾九旬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，不断地推出新作。其93岁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被问及毕生有何遗憾时，沉默后哽咽回答“‘但悲不见九州同’……抗战中长大的我，‘中国’二字刻在心里”，提及抗战牺牲的军民，称“不能忘，忘不了”。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前副主编李菁曾对其进行过长篇采访，并将访谈收录于新书《历史的钟摆》中。观察者网节选刊载“何为中国”部分，以示缅怀。

【文/ 李菁】

问：您在《说中国》这本书里讨论了“历史”与“文化”中国的变动，提到“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自我矛盾的名称”，怎么理解这个矛盾？是指它认同的基础、血缘和文化上的这些纠缠？它的历史是同一共同体的连续，还是各种不同族群的融汇？如果说这部书是对“华夏或中国”历史形成的自我审查，那么华夏与中国的联系是什么？

答：“中国”二字，原本是地理名词，但慢慢地变成一个以政治意义为主的“天下国家”。它维持在这一块东亚土地上，一代又一代不断地演变，又不断地累积，终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集团。这样的文化累积特性，一方面是东亚地区这一大块土地上曾经历过的特有过程；另一方面，由于东亚的地形地貌，它也是这一整块土地处处密切相关、彼此依附而成的特殊过程。于是，中国“天下”的观念既是凝固这庞大人口的理念，也是因此内敛而又外拒，形成中国长期以“天下”自居的自我设限，终于在真正“进入世界”的阶段，处处发生自我调适的困难。

但“中国”因为集团太大，时间维持很久，所以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它有中国文化最后的根，那是理论上的根，也是存在的根，更是一个“至高原则”，就是儒家“天人之际”的“道”：“道”就是天道、人道合在一起。

如何是应有之事，如何是应做之事——这一命题，其实是“自我期许的命令”；同时也可能是“自我设限的命令”。有如此“命令”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乃是“天命”——是中国人，就不能避免自我认同。而在上述“自我设限”方面，我们对于接受外来的影响，也就不免迟疑甚至抗拒。

中国历史上，每一代都有一些人在中国面临改变时思考：何去何从？必须找到一套新的解释。到了唐朝，“中国”的含义就与汉朝大不一样了；及至宋朝，“中国”就发展出“理学”的意义；而到了明朝，“理学”上的意义转变为“心学”。这一转变，从外设的规矩，转变成内敛的陶冶。这终于使中国人在面临另外一套思考方式的西洋文化冲击时，既无法接受别处来的外设规矩，又不能将“自我设限”的心志与西方“预设”的神恩彼此调协。从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人始终无法解决整盘接受和自我调节之间的困境。

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才真正认真地思考过去的东西。我们开始知道，要拣选西方对我们有用的东西——西方因其特定的发展、演化而发展出来的观念、制度、规则，使得他们可以言之成理；我们则应该因应自身现状，“慎思而明辨，择其善者而从之”。至少我这一辈子的工作，就是希望让这一融合的过程更合理、更完整；而且考虑到接受新东西，要考虑将其“镶嵌”在何处——我用的是“镶嵌”一词，这是我自己的立场。

许倬云 资料图

问：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大一统的共同体，发展了几千年，为什么现在面临那么多各种挑战，一直没有崩坏，也没有分解，背后核心的原因是什么？

答：中国历史上面临的外部挑战，一个是饥饿，另一个是侵略。农业是自生自长的事情，农业好的时候，凭两只手就能养活全家。以农为本的中国，在汉代以后已经平稳地发展出“精耕细作”的农业。因此，只要田亩足够，在安定的局面下，就可以做到以足够的劳动力，养活足够的人口。

作为农业国家的中国，如果有问题，一则天灾，一则人祸。前者不会永远发生，也不会全面而持久地发生。因此，中国的农业，只要没有重税、没有重租，且劳动人口不减少，那么这种农业秩序基本可以长期维持稳定。

“人祸”可以分成两种：一则是国内秩序失衡，政府的管理制度失效，于是农家无法有安定的日子维持正常的生产；另一则是外敌侵犯。

过去的外敌主要是北方和东北方向的游牧民族——他们居住在气候比较寒冷或干燥的草原地带，牧养经济生产力并不稳定，遭逢天灾——长期寒冷或干燥，会逼迫他们向南侵犯，寻找更好的牧场。北族南犯中原，铁蹄进入阡陌纵横的农地，难以驰骋。而且中国可以不断地向侧面或南方撤退，维持长期的抵抗。北族通常无法熬过这样的“消耗战”，终于被中国消灭或同化。

这种外族侵犯的个例，可以长期不断地出现。因为邻近中国的外族先企图进入中原，更远方的邻居便一群群地跟随前面的“开路先锋”，尝试牧马中原。于是，这种灾害——例如“永嘉之乱”时期，可以持续三四百年之久。另一种形态是从契丹以至于蒙古，接下来是女真满族——这种长期一波一波地侵扰中国，胡汉之间不断地更换角色、互相进退。如此后果，就是汉人政权和胡人政权轮流占有中国，甚至建立“二元体制”：北族以北方当作自己的“老地盘”，以草原方式继续经营，也作为其维持中国的后援；而在汉地，则收取钱粮，维持汉地“中国式”的朝代。

所以，“中国”这一含义不断地变化：从现在的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——长江流域的总生产力数倍于黄河流域；进而扩到沿海地区——虽然那片区域较小，可是进一步扩大到西南，力量就大了。上述制度，以满洲政权维持最长期而稳定的“二元体制”。因此，“中国”的内涵也就在其制度之下，潜移默化地转变成现代国家（而非完全汉人）的基础。可是，清代始终只能做到“前现代”的体制，这种牵绊永远不能将其转变成现代式的国家体制。

如前所述，还有一种形态的朝代更换是由于农民起义。农民平常安居乐业，假如政治环境良好，即使有天灾或者疾疫，只要政府功能正常，通常可以赈灾或移民的方式解决这一困难，而不至于颠覆政权，更不会颠覆“精耕细作”的农业经济。

农民起义会造成大规模的变乱，甚至改朝换代。其基本的原因，乃是政府本身的管理机制——制度老化，或者某一阶级的垄断权力——导致其不能应对民困、做出适当的补救和济助。最后，农民起义的风暴会颠覆通盘的秩序，建立新的政权——却未必建立新制度。于是，朝代名称改了，国家名称换了，旧毛病却没有革除，换汤未换药，那就成了长期的痼疾。中国古代历史上，就有这种长期无法革新的困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