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怎样理解中国的文官制度？

答：中国从汉朝起就讲“经明行修”：通晓经学、品行端正的人，就是“士”。但是他们要想进入太学，就需要经过一定的选拔程序。他们会选一部经典作为自己修读的专业，要保证学术思考能力过关——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。太学毕业后，这些人回到家乡：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可能会被推荐到地方政府，从基层开始，逐步升迁，最终进入中央政府。

如此情形之下，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必须具备“经明行修”的基本素养，还要有“牧民之责”。按照《论语》的意见，候补官员如果能够做到修己，再进一步做到安民——也就是说，如果他们有德行和能力，就足以治理国家。《论语》的盼望不仅仅是“安民”，还有“安百姓”——此处“百姓”的意思是“百族”，也就是许多其他族群。到了那一阶段，就是从一般的国家终于开展为“天下国家”。只是，儒家也觉得这一理想实在遥远，所以不一定能做到，甚至不必马上做到安顿整个“天下”。

问：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资本主义，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做了分析。您的观点是什么？几年前，学者彭慕兰在《大分流》一书中提出“欧洲例外论”，您怎么看待他的研究？

答：先将你的问题和前面我们的讨论联系为一。如上所说，儒家“治天下”或者“安百姓”，是个遥远的理想。一般的情况，只要知道小康之世，政府亲民，百姓安乐，也就是相当好的结果了。这种理想的儒家不设想中国担任天下共主的责任，因为那是“大同”的时代，《礼记》的《礼运?大同篇》明白说了：先做到“小康”，这是目前的要务，别想管得太远。这一自我设限，实际上是每个王朝都希望做到的常态。另一境界，必须在中国能够做到“完美的小康”之后，再看看自己能不能管理天下——中国儒家真正的理想不是想做霸主，最多管到四邻，互相不侵不犯。明太祖立国之后就宣告，四邻有十四个“不征之国”，也就等于宣称“你不犯我，我不管你”，彼此睦邻共存。明成祖派遣舰队“下西洋”，先后六次大舰队航行，没有灭掉任何一个国家。明朝的如此作为，就是摆明了：我们不是天下的共主，只是一个“老大哥”而已。

郑和下西洋航线图

与今日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相比，西洋的历史则是摆明了由贸易取得最大程度的利润：经济获利为第一步，下一步即是“通盘接收”，乃是贸易转为殖民，以完成全盘的掠夺。从16、17世纪开始，西洋人经过远航，纷纷割占世界各地，那是一个全盘征服的制度，而用“天下国家”的口号作为借口。这种“天下国家”，以力量为本钱，而不是以治理、安顿为目的。

资本主义的趋利，是“极限的获利”。中国“精耕细作”基础的农业经济，只是家门口自家土地的充分利用。二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制度是大家共有“天下”；资本主义的制度，则是“唯我独尊”——做不到统一的时候，至少要做到一方之霸，这就是自从罗马治世（Pax Romana）以至今日大英帝国的霸权（Pax Britannica）或美式霸权（Pax Americana）。中国式的天下是农业的，不会想到全球都是农田；欧美式资本主义的“天下”则是赚钱唯恐不多，财富没有止境，那才是真正走到极限才停止的制度。

明朝生产力强大，也开展了多方面的生产活动，确实有可能从农业经济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经济。这一“现代性”也可以解释统治阶层专政和知识群体理想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，并引发诸如东林儒者的群众活动等现象。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都已经注意到明代的都市化现象，尤其在江南及华南一带有显著的开拓。

我认为，明代几乎可以和欧洲的商业化社会个别而平行地发展。只是为何明代没有走向欧洲同样的历史途径？

我的观点是，第一大原因是生产力：机器生产当然比手工生产快，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——对明朝而言，为什么要大量生产？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到哪里去？为什么欧洲需要市场，中国不需要市场？因为中国可以自给自足——村子里卖不动就到镇里卖，镇里卖不动就到县里卖，这就足够了。

但是西方从西班牙开始，到英国、美国，是要将生产的商货转卖他人以赚取财富。购买商品供自己消费是一回事，中间并不产生利益。转手是另一回事，这是有利润的——船跑得越快，商业利润越大、赚得越多；拿到商品的成本越小，赚得越多。所以，欧洲人发展出来的模式是：商业资本主义+工业机械化生产。工业机械化来自两方面：一个是矿场里拉煤的机器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；另一个是船上加一个机轮，跑得快、跑得远——这两样东西都是为了生产出廉价的产品，卖到他方赚大笔的钱。可以说，这是“另一种方式的游牧”，他们的掠夺不靠传统的鸣镝、快马，而是凭借机械和商品。

萨凡纳号是帆船和轮船的混合体，航行时的主要动力仍然来自风帆，但是它安装了蒸汽机和明轮作为辅助动力。

问：古代历史上的东西方贸易，虽然主要是穆斯林在中间做转口，但是中国的大宗商品卖出去依然会产生巨大的利润，白银持续流入。既然有这样的外销渠道和大市场，中国为什么没有把这个轮子转起来，更没有转得更快呢？

答：从宋代开始，官方介入榷、监等类生产事业。榷、监中的工作人员中，相当大一部分是皇室成员或来自功勋家族，他们不隶属于一般的政府官僚组织，而是以皇家专营的方式维持特权。好处是：既然他们是特殊人员，日久以后，多少有点专业训练；他们手下的技工，也因为职业相当有保障，愿意专心致志地改良产品。我以为如上这些条件，使得宋代的手工业和专业生产能够提供大量的产品——不仅内销，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外销至东亚乃至印度洋。因此，宋代这种产业的数量，在全世界的生产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

上述“官办企业”，例如烧瓷、冶金等，生产量大，利润也厚；所得利润则用于供应皇家与贵族生活，并没有将资本投入再生产或企业的升级。宋代的外贸，在全世界贸易中占相当大的比例，俨然一如今日中国的生产能力在世界名列前茅。我们可以将前述“国有企业体制”称为资本主义以前的“前资本主义”或“类资本主义”。自宋以后，这种体制在中国维持不断；到明代，是太监代表皇权监督产业；在清代，是内务府独占产业。数百年来的专断，这种体制惰性逐渐显现，而且成为痼疾，以至于不再可能转化为健全的市场体制下出现的资本主义。

问：葛兆光教授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：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改变“天下观”或世界观的方法和机会，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，重新打开眼界、认识世界（最早一次机会是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汉代，第二次是宋代，第三次是在横跨欧亚建立帝国的蒙元时代，第四次则是晚明传教士带来新的世界地图和世界知识的时候）。但因为种种原因，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观念。您的观点呢？

答：我认为，汉代为“天下”之一环，已是显示这种现象的初阶；唐代更是一个相当活泼的国际化时代，承受外力影响更深，众声喧哗，五彩缤纷。几乎所有“旧大陆”的教派都进入中国。甚至有的整个族群逐渐迁入中国，终于融为中国人口之一部分。

最可注意者，则是多种外来宗教进入中国：有的在中国存留，有的在中国改变——例如，波斯的拜火教与中亚的拜火教就在这里合而为一；还有祆教和东方教派的基督教，最后是回教，都是各教并存、进入中国的现象。

唐代对后世的影响很宽、很长、很远，但是在思想领域后来慢慢退至拜火教与佛教。佛教本来宗派很多，后来主要集中在两个：一个是禅宗，另一个是律宗，进入中国以后简化了。

道教反而开始分化，一部分是道教本身的演变，例如在南北朝时道教有内、外两个，等等；另一部分则接受了佛教的影响。在唐代，佛、道二教比肩而行，彼此影响。那一时代，文化潮流、思想观念的交融过程复杂，也活力非凡。